继7月6日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后，时隔十多天，昨天又有重量级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

据昨晚的新闻联播报道，全国政协17日在京召开2023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国家统计局、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同委员互动交流。

可以说，昨天这场经济形势座谈会，规格也是顶级的。

之前的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参加的专家学者有8位。

而全国政协的这场经济形势座谈会，与之相比，还要多2位，总共10位。

这10位专家学者都是谁呢？

据昨晚的新闻联播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宁吉喆、林毅夫、易纲、陈四清、白重恩、杨成长、王昌林、徐南平、温枢刚、杨伟民等发言。

除邀请参加的专家学者人数要更多外，参加这场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学者，与之前的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还有些不同的是，这次不仅有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还有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还有目前依然在任和曾经担任部委领导的前或现任官员。

对这些专家学者了解越多，对洞察未来政策走向，无疑帮助也能更多。

这10位专家学者，到底各自是什么来头，都有哪些重要观点，尤其是近期都有哪些主要观点呢？

我们特地系统整理将近3万字的内容，供朋友们研究参考。对于打法研究组的这份辛苦劳动成果，如果朋友们感觉还行，那还请多转发，多点“在看”，多多支持！

一、宁吉喆

1956年12月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山西夏县，经济学博士，兼职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

1983年09月-1988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学习，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统计学会会长（兼）。2007年04月至2022年3月，曾先后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

图源澎湃新闻

近期主要观点：

1、7月2日，在第十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暨2023“小企业 大梦想”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宁吉喆发表演讲提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澎湃新闻）：

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前低后高再稳”，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可以实现。同时，应当看到，今年经济运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还需要付出较大努力，尤其是应当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生产经营主体，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

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回升向好，离不开宏观政策和货币金融的支持。目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总体上看，信贷和社融恢复态势良好，基本保证了经济恢复发展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同时，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以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流向三农、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设备更新改造、交通物流、普惠养老等领域。

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小企业作用。稳增长、稳投资、专精特新发展、数字化转型以及ESG投资等方面都需要发挥中小企业作用。

近期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制造业恢复呈现触底回升的态势。但需要看到，大中小企业的恢复还不平衡，中小企业的PMI仍处于荣枯线下。因此，稳增长必须稳住中小企业。

我国5000多万家企业90%以上是中小微企业，1.1亿多户个体工商户也都属于小微经营主体。中小企业是恢复经济的重要力量，要巩固接触型、聚集型、流动性消费带动相关服务业恢复的成果，积极扩大汽车、住房、绿色、信息等大宗消费和新型消费，带动轻纺、家电工业尽快恢复，保持装备工业快速增长和能源供应稳定增长的积极态势，促进原材料工业反弹和房地产业的修复。

从投资方面看，数据显示，1-5月份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1%，房地产投资下降7.2%。这种状况必须扭转。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稳住投资也必须稳住中小企业的投资，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政策措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扩大投资创造有力条件和氛围。同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应当增强信心、提振精神，面向市场，投资于消费场景创新、投资于传统产业改造、投资于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国家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项目投资，促进投资发挥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专精特新发展是中小企业的风向标，百尺竿头需要更进一步，应促进中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走科技兴企、科技强企之路。要促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和科研机构融通发展，打造协同创新的产业链条，完善金融支持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优化人才引进培育机制，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2、6月25日，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3年中期），宁吉喆发言提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红星新闻）：

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促进经济回升的一批政策。宏观政策力度小了不行，要防止悲观预期的自我实现，防止经济螺旋式收缩状况的发生。

宏观调控还要把握节奏，上半年快要结束了，最重要的是三季度，政策能早出的早出、能快出的快出。

应充分肯定今年以来连续复苏态势的基本面。但也要看到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目前经济增长尚未回到正常区间。宏观指标虽然总体稳定，但是微观指标反映出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困难比较大，存在市场预期不稳、市场信心不足的问题。

所谓正常区间、合理区间，实际就是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今年要恢复去年的不足。去年二季度增长了0.4%，实现一定的上升，但要弥补去年增长不足造成的欠缺，还需要更高的增长率。

在消费领域，恢复尚不平衡。大宗消费因其链条很长，恢复滞后于聚集性、接触性、流动性的消费。

在恢复不平衡的部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是4.5%，居民收入实际增长3.8%，差0.7个点，差距高于去年。另一个恢复不平衡是青年劳动力就业滞后于主体劳动力就业。

微观生产企业的困难比较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订单不足。中小企业的恢复又不及大企业。目前必须采取措施巩固经济恢复的基础，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宏观调控问题最重要的是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坚持方向就是坚持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方向，当前就是要推动经济运行的持续恢复，促进经济增长回到正常的区间。这应该作为宏观调控的方向不动摇。

要坚持对民间投资、民营企业大政方针政策尽快落地，针对投资领域的下滑，针对工业领域的滞后，要把现代产业体系放在重要的位置，包括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合，低碳、绿色经济的发展，此外还有吸引社会投资。

宏观调控的重点要针对经济生活当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重要的是帮助微观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最后要落实到微观，要在微观上能够有反映。

二、林毅夫

1952年10月15日出生，台湾省宜兰县人，经济学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78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1987年—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200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2000年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年—2012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2014年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2015年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2023年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研究。

图源澎湃新闻

近期主要观点：

1、2023年6月17日在第15届海峡论坛上，林毅夫发表主旨发言，讲到如下观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中国的崛起，我认为只有中国继续发展，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时，美国就会心悦诚服，世界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驾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和关键。

利用好三大优势，全面挖掘发展潜力。发展有赖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我国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后来者优势；二是换道超车优势；三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我国到2035年以前还有不低于年均8%的增长潜力，综合考虑应对气候变暖、缩小地区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卡脖子等等的需要，应该可以实现年均5-6%的增长。以同样的分析方法来判断，2036-2050年间我国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年均3-4%的增长。在2019-2049年间有信心中国可以实现年均4.5%的增长，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世界就会有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展望未来，中国仍将会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一样，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的增长。

2、7月12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期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中国新闻网）：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采取日趋保守的政策，对华鼓吹“脱钩断链”“去风险”。林毅夫指出，这是想让一些高科技产品不向中国出口，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主要原因还是有的国家想维持其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但他认为，这些政策并不会奏效。

这些高科技产品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拥有的。企业这些技术靠大量研发投入取得，而且取得后能产生多大的利润，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

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林毅夫就此指出，对高科技产品来说，中国经常是全世界的最大市场，基本占到20%、30%甚至更多。所以从企业角度看，当技术研发取得突破以后，有中国市场是高盈利，没有中国市场是低盈利，甚至不盈利。

“脱钩断链”“去风险”的影响不只是一时的低盈利、不盈利，更关乎企业是否能维持技术领先地位。而这些高科技产品要不断地研发投入才能保持领先，企业高盈利时可以继续研发投入，维持技术领先，低盈利、不盈利时，研发投入的能力就没有了。

要“卡中国脖子”，对这些企业来讲，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至少一千”。要“卡中国脖子”，同样是“卡他们自己的脖子”。因而技术“脱钩”，实际上是政府想达到其政治目的，要企业去买单。发达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维持领先、能够创造就业维持增长，靠的就是这些企业，所以跟中国“脱钩”“去风险”，实际上也是增加自己的风险。

这些政策的鼓吹者可能是一些民粹主义者，还有一些是为了拉取选票的政客。但真正的有识之士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财长到中国来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到中国来也带着庞大企业代表。

三、易纲

1958年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长。

1986年-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2003年6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副行长、行长、党委副书记。

图源第一金融网

近期主要观点：

1、6月8日，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发表演讲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上观新闻）：

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金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

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境信息披露，适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可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均居世界前列。

2、近日出版的《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易纲发表论文《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与经济金融稳定》，其中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经济研究）：

搞对利率、汇率是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并从宏观层面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不是并列的，利率是核心和纲，汇率在利率政策影响下由市场形成。

货币政策调控首先要将国内目标放在首位，并为实现国内目标选择利率等最优政策，其次需创造良好环境，使汇率由市场决定。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调整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不同，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坚持“以我为主”，自主性和有效性明显上升。在调控中充分考虑经济运行和政策效果等各项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注重跨周期调节和跨区域平衡，在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和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尽量将实际利率保持在约等于潜在经济增速这一黄金法则水平上，由此使利率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相匹配（不搞强刺激或急刹车）。

总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一直是比较主动的，以相对平稳、成本更低的自主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了经济金融体系稳定，应对了来自内外部的多重冲击，实现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调控利率，也就是要把利率调控在有利于经济稳定运行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水平，短端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决定，长端的国债收益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特征：

一是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形势进行调节，一直是比较主动的，表现出了更强的自主性。

二是较之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的大幅变化，中国在货币政策调控上总体坚持了稳健的操作理念，利率是适度和比较平稳的，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都相对审慎、留有余地。

自2018年至今，中美经济周期明显不同步的情形大致出现过三次，中国根据自身调控需要调节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调控节奏和幅度相比出现了明显分化：

一是2018年期间。在维持较长一段零利率区间后，美国从2015年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其中2018年美联储共加息４次累计100个基点（100个基点等于１个百分点）。

“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国内‘几碰头’导致的信用收缩问题，我们没有跟随美联储同步加息”，易纲表示，中国７天逆回购利率在2018年年初小幅上调５个基点后即保持不变，并在年初即开始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逆周期调节措施，引导货币市场利率适度下行。回头来看，这些措施具有一定前瞻性，对及早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为应对罕见的疫情冲击，期间美联储快速大幅降息150个基点直至重新回到零利率水平。比较来看，同期中国央行７天逆回购利率仅下调了20个基点后即保持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初期下行相对多一些，在经济逐步回稳后随之即回归并保持平稳。

三是2022年以来。为应对通货膨胀的超预期回升，美联储快速加息并缩表，连续十次加息达500个基点，是历次加息周期中节奏最快、加息曲线最陡峭的一次。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高通胀和资本外流也开始收紧货币条件。

为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支持实体经济增长，2022年以来我们不但没有跟随加息，还根据调控需要及时适度降息，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下行30个基点，货币市场下行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引导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降25个基点和45个基点，贷款利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

在保持总量适度的同时，还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用市场化的方式引导资金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重点和薄弱环节给予金融支持。2022年中国cpi通货膨胀为2% ，2013—2022十年间中国cpi通货膨胀年平均值为2%。

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人民银行持续推进的改革战略。在汇率机制改革上，人民银行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不断增强市场的作用，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在边际和个别时点上会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做一些调节，但总的看80%—90%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二是给老百姓换汇的自由，目前每人５万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基本可以满足旅游探亲和留学学费等需求。

我国实施经常项目可兑换，超过额度的个人经常项目购汇或结汇，可凭有关交易的真实性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同时，给民营企业自由贸易购汇结汇自由以及进行投资的一定自由。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每年购汇规模在４ 万美元以下的居民人数占比在八成以上，超过５万美元额度的人数占比不到１％，这表明居民个人的便利化购汇需求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

近十年来，民营企业跨境收支占非金融企业跨境总收支的比重逐年上升，2022年达到52%，民营企业跨境收支顺差也从600亿美元增长至4000亿美元，主要是民营企业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较快增长。

三是在给公众和企业尽量充分的换汇自由的同时，不承诺资本项目可兑换，保持在极端情况下进行资本管制的选项。

上述政策组合，既可以满足市场上的外汇资金需求，又能够使市场供求形成“真实”的汇率，也坚持了底线思维，能够守住极端情况下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有利于保持以可兑换货币计价的人均gdp总体稳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投资需求，缓解了外需收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也出现了债务杠杆上升较快、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风险。实际上若经济中存在过度投资，资本边际回报就会下降，实际利率会低于潜在增长率，为了增加投资而会牺牲消费。

在其他很多国家和经济体实施零利率等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我们在利率政策上一直比较节制，坚持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区间，就是为了未雨绸缪、尽量防止过度投资等倾向。正是基于对靠过度投资和债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的判断，决策者明确不搞强刺激，而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主动实施稳杠杆、调结构、抑泡沫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强调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进行支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从实际情况看，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并适度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大盘稳定。

中国对于通胀的较好控制，使得近些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人民银行都有能力从自身经济周期出发实施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使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2019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次破“７”，又均在不久后重回“７”下方，市场预期总体稳定，没有出现外汇市场的单边预期。易纲认为，这得益于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及时释放压力，发挥了“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也得益于中国低通胀环境的支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成熟和健康。

下一步，为持续提升货币政策自主性和有效性，实现经济金融长期稳定，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保持总量适度，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经济潜在增速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相匹配。

搞好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控，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有条件尽量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斜率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二是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

继续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坚持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风险防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更好地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三是加强政策协同，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尤其是特定金融领域的独特作用，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能力，丰富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从宏观、逆周期和防传染视角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实现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双目标”。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股东、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各司其职，构建权责一致、激励相容的风险处置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健康可持续，保障中央银行依法履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

四、陈四清

1960年出生，湖南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兼任中国现代金融学会会长、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主席、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金融协会（IIF）董事会成员。

图源澎湃新闻

近期主要观点：

1、3月8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政协经济界别分组审议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发言中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证券时报）：

此次金融改革力度非常大，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进一步深化，对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关系进一步明确。

陈四清对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省级有四个金融管理部门，其中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部门和部门的关系。二是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的资格，明确哪些能够接受委托，同时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

2、今年2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四清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工商银行聚焦强化消费对内需扩大的基础作用，积极发挥自身在消费信贷、支付结算、金融科技等领域优势，制定实施优惠利率、消费补贴等一揽子金融支持政策，着力以让利惠民的实际行动，促进商业加快复苏、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努力在稳增长中发挥大行引领和支柱作用。

一是真招实招促内需，促进增长动能“强起来”。协同各地政府和千万商户，推出更多让利措施，助推消费加快恢复。围绕居民衣食住行，聚焦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和购物、美食、休闲、旅游等消费场景，丰富金融产品，加大资源投入，助力促消费政策产生放大、叠加效应。全力打造用户和商户、供给和需求、线上和线下高效对接、相互带动的消费服务平台，完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助力消费扩量级、提能级。

二是真心实意惠民生，促进百姓信心“旺起来”。聚焦医疗、教育、养老、文体等民生关切领域，推出更多暖心安心金融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助力稳预期、强信心。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在城乡、区域间配置的均衡性，不断优化对新市民等群体的精准服务，助力推进共同富裕。

三是真金白银助实体，促进微观细胞“活起来”。把服务好广大商户摆在更突出位置，优化消费支付环境，开发更多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以商户金融助力商业复苏。强化对外贸企业的全方位金融服务，积极服务贸易强国建设。对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零售、餐饮、文旅、物流等行业，将继续提供贷款展期、延本延息等纾困服务，帮助企业尽快渡过难关、恢复元气、焕发活力。

五、白重恩

1963年10月生，江苏南京人，民建会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数学系，获数学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ansfield Freeman弗里曼讲席教授；2005年至2018年，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2018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19年，任清华大学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院长；2023年3月，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白重恩长期致力于发展与转型经济学、组织与激励经济学、公司治理、金融、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图源科记汇

近期主要观点：

1、7月6日，白重恩在“科技引领 未来无限”未来科技首届年度峰会上发表演讲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中国经营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商业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成功的宏观条件包括满足社会的需求，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优势以及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2、5月20日，白重恩在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发表演讲，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上观新闻）：

不能只是解决已知的“卡脖子”问题，未来新的创新也可能会帮助我们绕过已知“卡脖子”问题，或者避免未来的“卡脖子”问题。

高质量发展内涵非常丰富，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机会公平是核心，高质量发展要提升人参与发展的能力。这些方面都对创新创业提出需求。以教育为例，当前城乡教育差距仍然很大，相信通过科技可以促进教育更加均等，这都需要我们创新创业者多去思考。

就供给而言，白重恩认为，当然全世界的创新都需要有科技、人才、良好环境的支持。但中国在供给方面有一些特殊特色，包括大市场、人才资源丰富、消费者的开放心态、国家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等。他同时提到，中国在监管政策和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为了实现我们的优势，能够更好满足需求，我们还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白重恩提到新型举国体制。他打比方说，跟体育的举国体制相比，共同之处是国家队需要肥沃的土壤，不同的是一个探索已知问题，一个探索未知。要让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能够更好结合，让市场力量起更大作用，来更好实现目标。

政策环境方面，有一些企业家会担心未来会不会碰到政策红线，如果说我们的政策红线可以画得更加清楚，留下的空间更大一些，这对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创新很有击破性，比如说AI方面，全球发展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不能奋力赶上，可能就会被落下，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为AI创新提供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作为创新创业者，要响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让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服务，充分利用好中国发展优势和每个创新者自身优势。在监管方面，不仅是政府的工作，每一个创新者、每一个企业也要主动了解监管逻辑，要主动去拥抱监管、和监管合作，使得监管政策能够更加符合企业发展。

3、2月6日，白重恩《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当前改善企业心理预期的发力点》，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北京日报）：

近段时间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一些不正确猜测，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社会预期。如果看2022年的数据，中国总的投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非常慢，这很大程度上跟民营经济的预期是有关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含糊地亮明了态度。这是让民营企业恢复信心很重要的一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要求从制度上、法律上把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这有助于进一步恢复信心。除了这些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措施之外，还有一点可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202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应该利用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的机会，大力宣扬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让人们在认识上能够更加统一，更加明确，这对于民营经济的信心恢复和提振是非常有帮助的。

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数来高度概括民营经济的特征。这点大家耳熟能详。其他的一些数据，也值得去广泛宣传。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从资产利润率上看，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是明显高的。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一定要提高效率，而民营经济对于提高效率是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的。

政府对企业的政策也是影响企业社会预期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政策制定的专业性、协调性和可预见性，这也是政府和企业有效沟通的前提，这样，企业才会对政策有理性的预期。社会对企业有期待，监管者对企业也有期待，有些期待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才能满足。为了让监管者的监管措施能够更加合理，企业应该主动地与监管者合作来制定更加合理的监管措施，使其既能保证企业的活力，又能让企业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也提到要提升常态化的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怎么来促进常态化监管水平的提升？那就需要政策制定的专业性、协调性和可预见性。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一个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如果我们坚持了这样的理念，政策就会得到企业更好的理解，企业也就会形成更加稳定的预期。

还有一些影响企业预期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经济趋势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减慢下来，所以增长速度减慢本身只要减得不是太多，企业应该对它有合理的看法，不能因为增速减慢了就灰心丧气。

2023年我们需要保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这是有利于市场恢复信心的。给定2022年的GDP基数，由于政策多方面的优化，特别是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我想2023年可以获得比较快速的增长，这样对于提升人们的预期有很大的帮助。

国际环境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团结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国家搞好关系，尤其像欧洲、亚洲的国家，可能我们遇到的挑战可以稍微少一点，这对于人们形成好的预期也是很重要的。

新技术，包括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利用好这些机遇，对于形成正面的预期也是很重要的。要把握好在创新中解决已知的“卡脖子”的问题和未知创新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因过度强调解决眼前看得到的“卡脖子”问题，可能就会忽视一些探索性创新，这样就会在未来形成新的“卡脖子”问题，这可能对长期的预期是不利的。

同时，应用创新会增加科技的应用场景，增加其产生价值的机会，所以不能因为强调硬核科技而忽视应用创新，尤其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对于形成有效的预期也是非常重要的。2023年的情况要比2022年有比较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来使社会心理预期能够更加稳定地向正面发展，从而使我们未来几年的经济都能够得到比较快速的增长。

六、杨成长

1963年9月9日生，汉族，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民建中央常委 ，财金委副主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

2001年开始，担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的研究组织和策划工作。在宏观研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确立了将宏观、产业、金融和政策有机结合的宏观研究的定位，推动宏观政策研究的咨询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在国内机构投资者中产生了相当影响。其所参与领导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人员规模达150人，为国内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证券研究咨询机构。

图源人民政协网

近期主要观点：

1、7月5日，杨成长在“乘风破浪”——申万宏源·2023资本市场夏季策略会上发表演讲，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中证网）：

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新发展格局，现代化产业体系已经成为宏观政策的主线之一，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重大意义。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和战略重点；产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命脉，没有产业为实体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巨大市场优势，在国际形势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到产业体系中，农业是民生基本保障，是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石；能源资源采集加工业是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能源资源产业，任重道远；装备制造业是决定国家工业竞争力的关键行业，核心在于补短板、技术攻坚；消费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民生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关键在于持续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亟需转型升级；功能型服务业是我国优势产业，发展整体超前，发展的核心在于“做优”；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关键在于“做强”；公共服务业是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产业，重点是要“做活”；其他生活性服务业关键是“做大”。

要推动产业链研究和行业研究并重，产业链研究更加重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系，关注产业整体发展趋势，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对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针对产业链条比较长的装备制造业，电子、汽车等终端消费行业，要采取产业链研究方式，提升研究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行业研究更加注重行业发展个性问题，关注行业发展周期、市场供求、竞争状况、商业模式以及行业发展水平比较，针对能源资源采集加工业、食品饮料等产业链条较短的行业，要强调行业研究，通过行业比较发掘行业投资相对优势。

2、6月28日，在佛山先进制造业金融集聚区启动大会、新财富投资银行资本论坛暨第十六届新财富最佳投行颁奖典礼上，样成长在演讲中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澎湃新闻）：

在金融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中，需要优化要素成本，努力降低制造业的制度性、交易性成本。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制造业最突出的矛盾，在于金融投资逻辑和实业投资逻辑的背离，且这种背离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极其尖锐阶段。

造成这种分歧的因素主要有五方面：一是双方对产业链的看法彼此很难统一；二是双方对技术的路径、运用，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认知不统一；三是双方在数字化方面出现了分歧；四是双方对企业模式的认知存在分歧；五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理念的差异。

3、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杨成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中国经营报）：

恢复和发展中小微企业，是我们当前经济复苏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我今年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让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真正发挥效用。建议国家制定“一站式”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将原有的各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和服务加以整合，形成“易得、易解、易用”的政策体系。

疫情三年，为落实中央要求的“六稳”“六保”，各级政府推出了众多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有短期和长期的，数量比较多。但是，一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与政策出台时的设想有差别，很多中小微企业并不知道这些扶持政策，有的企业即使知道了之后，在实际申请、操作的过程中，政策设置特别复杂、流程特别长、限制条款特别多等，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因此，把这些政策整合好，让中小微企业便于操作，才能让好政策发挥效用。比如，中小微企业只要去一个地方就能了解所有相关的法规，并能在线申请完成相关的审批流程。

二是，推动中小微企业实现“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链化”的转型发展，这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过去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现在光有融资还不行。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就必须要让它们能够获得现代要素，包括数据、平台、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这就需要创新的做法和思路：比如加强政府的数字平台并扩大其服务功能，让中小微企业参与到科技创新的链条当中来。由于中小微企业自身的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建议发挥龙头企业通过技术人才共享、数据平台共享等带动中小微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共同在一些细分领域开展创新。再比如，中小微企业获得人才非常困难，要提倡大企业、科研院所等科研人员走出研究室，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星期六工程师”那样走到中小微企业当中去，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转型。

三是，理顺中小微企业和大企业在产业链上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大多数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都是给大企业做配套的，往往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很多中小微企业在与大企业的博弈中，账款不能及时收回，成本上升却不能涨价，这就导致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非常大。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产业龙头企业和中小微配套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有所担当，承担起扶持中小微配套企业的重要职责，成为行业组织行为的标杆，这样才能促进中小微企业稳步健康发展。

当前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痛点难点了解不透彻不深刻，往往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创造一些产品和服务，这就导致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大多与中小微企业的需求不适配。例如，银行发放给小微企业的贷款通常是1年期，这与中小企业3～5年的资金需求是不匹配的。贷款资金的期限错配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为此，建议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一方面，我想呼吁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调研，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当中的关键问题和风险问题，创设出真正符合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特别是证券公司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覆盖面，支持力度要提高，业务服务要下沉。

另外，近两年最困扰中小微企业的突出问题，就是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生产成本加剧的问题。金融机构提供了足够多的金融工具，例如外汇掉期、大宗商品交易的对冲等，但是由于缺乏专门人才、原材料采购数量不大等因素，这些金融工具没能走进中小微企业。

因此，建议可以形成“政府+金融机构+园区”的合作模式，由产业园区出面，设立相关的金融服务部门，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因资金能力不足，而无法使用丰富的金融工具的问题。通过引入长期资金，解决中小微企业在融资上的期限错配问题。

三年疫情期间，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导致出现了现金流问题，也使得它们原有的贷款很难继续。

第一，银行要根据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比如，对于因经营受挫或半停产造成短期内无法按期还款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展期。

第二，要扩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方式。过去主要是通过土地、不动产抵押提供贷款，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比如通过合理的评估，企业的商标、专利、商誉等也可作为抵押物。

第三，增强政府、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多方合作，开发一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比如，证券公司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产业链的并购，规范企业制度，提高经营透明度；推动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拥抱多层次资本市场，尝试定向债券等创新模式；抵押担保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和范围，加上银行资金的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七、王昌林

1967年1月出生，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获工学硕士。先后在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等。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图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官网

1、6月底，王昌林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人民日报）：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着力突破产业瓶颈。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一些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关键材料和关键装备仍面临“卡脖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运行。为此，要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

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基本盘”，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要支持其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要加快发展壮大新动能。当前，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演进。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着力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同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实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此外，我们还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同时从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入手，着力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推进、步伐坚实。智能工厂、智慧园区加快建设，智能制造应用规模和水平全球领先。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加快发展，绿色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化发展步伐加快，供应链管理、服务衍生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认知水平、投入门槛、相关人才、转型风险等方面原因，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存在“不愿转”“不敢转”“不能转”等问题。下一步，有关部门还须系统施策、久久为功，通过有力有效的政策举措，支持和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持续提升。

支持和推动产业智能化。建议以石化、钢铁、有色、船舶、轻工、纺织等产业为重点，深入梳理相关产业智能化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整合各方资源，聚焦自主工业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补足短板，加快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新路径。

支持和推动产业绿色化。建议进一步摸清工业细分领域能耗和碳排放情况，积极拓展能效水平范围、适时提高现有标准。同时，发挥绿色电价、节能监察、环保执法、财政金融等政策激励约束作用，用好用足各类政策工具，科学有序、稳妥有效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支持和推动产业融合化。下一步，要聚焦创新链和产业链高端环节，持续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引领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

2、4月9日，杨昌林在成都高质量发展专家座谈会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春季论坛上发表演讲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长安街读书会）：

我们怎么样更好地营造更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第一位是要打造创新创业的热带雨林，关键是提高创新创业人才等关键要素的比重，营造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创新创业，创业就是创办企业、形成产业，核心的标志就是新注册多少企业，成长多少瞪羚企业、有多大，独角兽企业有多大，IPO有多少，创新就是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这个比重越高，我们创业的氛围就越浓厚，深圳就是这样，90%以上都是创业企业。我觉得关键是要改变这个结构。

另外就是要提高创新创业人才的比重，大力发展创业投资，总体上提高创业创新型要素和机构的比重。我认为创新创业这一块很重要。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呢？刚才一鸣主任讲了策源地，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当前来看，我个人感觉还是要重视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实用性的创新，提高我们的效率，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方面是要打造科技成果，即原始创新的森林。现在我们的成果有很多，大家都在讲成果产业化，但是我们有些成果的质量不是太高。要转化，核心的问题是要有大量的科技成果。

去年电子科技大学科技发明专利是2681件，排在全国第三位。去年全国科技发明专利是80万件，我们比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一年发明专利就100多件，我们现在的专利，我个人感觉不是质量型的，是数量型的。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0到1的成果，要有一些颠覆性的成果，要有一些真正可转化、可商业化价值的成果。我们要培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育一流的科研机构，形成一批颠覆性科研成果。同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特别是数字经济、生物经济、计算机经济，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创新创业生态这个角度，核心的就是这几点：第一是优环境，改善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市场环境。第二是优结构，调整我们的结构，科研要素和机构的结构。第三是强联系，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强大中小企业的结合。我们讲生物群落，为什么是群落的概念？就是联系的概念。第四是强基础。

一个地方/生态要有活力，关键要有流动性、多样性。一个公园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肯定都要与外界开放交流。成都有很好的条件，我觉得要进一步推进开放发展，打造内陆的开放高地和中心城市。

我觉得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一些外资企业的引入，努力稳定货物贸易水平。

货物贸易现在是稳的问题。由于劳动力和国内因素的变化，原来靠农民工的人口红利，现在靠人才红利，下一步可不可以发挥我们新的人才优势，包括科技人才、科教人才，可以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方面率先探索，取得一些突破。

现在针对国际的产业大转移，是不是应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制造业的特区，参照越南的政策，首先稳住基本盘，因为攻克高端存在不确定性，另外需要一个过程。若产业转移走20%的话，按照商务部说1.8亿人的就业计算，那也就是三四千万人的就业问题，相关问题的应对，这些很重要。

在开放上，还要加大人才和技术的引进力度，特别是技术，利用我们的市场场景、人才优势，能否建设全球新技术的产业化高地。另外，要更好依托“一带一路”，要做文章，包括推动一些企业，推进我们的光伏、医药的优势产品依托“一带一路”走出去，提高我们的国际化水平。

3、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杨昌林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中国经济网）：

建议加大对民生保障投入，加大对社保、科技创新等领域补短板力度。比如，将农民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一倍，按60岁以上农民1亿人计算，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又如，减半收取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标准，按4.5亿农民计算，每年少收1000亿元左右。这些投入相当于“少修或缓修一条路、一座城”，但是一项既有利于扩大消费，又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民心工程。

消费不足是制约国内大循环动力提升的主要短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扩大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才能更好地稳外资、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应把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

为此，他提出多项建议：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将提高居民消费率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着力提升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切实解决重点群体就业问题；加大对民生保障投入，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加大对生育家庭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遏制新出生人口过快下降趋势；破除体制机制约束，以改革释放消费潜力。

其中，王昌林建议，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消费的比例。同时，将居民消费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预期性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既抓投资也重视促消费，减少无效投资，形成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有就业才有收入，才能恢复和扩大消费。而稳定就业大局，关键是稳经营主体。要继续推动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到位。对困难行业社保费实施缓缴，大幅提高失业保险返还比例。要着力提高年轻人劳动参与率，可考虑利用未来几年“60后”进入退休高峰期的时机，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采取跨周期平滑策略前瞻进行人才储备和适当扩岗。把解决就业问题与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支持生育是最好的投资回报。在加大对生育家庭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方面，王昌林认为，要围绕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中低收入家庭为主要目标，进一步发挥中央财政的引领作用，通过发放生育补贴、育儿补贴，以及托育券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育儿家庭的经济支持。

我国正进入从小康消费向富裕型消费转变的时期，教育服务、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绿色低碳、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等领域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但受体制机制和政策约束，优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消费潜力难以有效释放。

对此，他认为，要加大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开放力度，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把巨大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需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八、徐南平

1961年4月出生于安徽桐城，化学工程专家，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1982年徐南平从合肥工业大学无机化工专业毕业；1985年获得上海化工研究院无机化工专业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8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获得南京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之后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6年至1999年担任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处处长；1999年至2001年担任南京化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2001年至2008年担任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07年担任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1年至2015年担任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2015年担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

徐南平长期致力于无机膜及膜过程领域的研究。

图源新华社客户端

1、5月27日，徐南平在2023中关村论坛举行第二届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上发表的《碳中和科技创新若干思考》主旨演讲中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上观新闻）：

钢铁、水泥、化工等流程工业是未来开展深度减排的“主战场”。

含碳矿产资源的使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决定性原因，也是碳排放的主要原因。我们常讲的“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经济社会发展与含碳矿产资源使用脱钩；“碳中和”的含义是碳排放绝对值降为零。

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占全球工业排放量三分之一以上，接近我国碳排放总量的二分之一，钢铁、水泥、化工等流程工业是未来开展深度减排的“主战场”。我国钢产量占全球57%，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5%，在工业行业中居首位，需要重点解决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我国水泥产量占全球58%，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总量14%，碳酸盐原料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减排难点。预计到2060年，在水泥减量的前提下，通过原料和燃料替代等技术革新，水泥行业仍然有部分二氧化碳需要碳捕集利用技术实现碳中和。

化工行业也是碳排放大户。化工行业碳排放主要来源是燃料燃烧，结合化工行业特点，其减排的技术方向集中在电气化、节能、生物合成、原料替代这些方面。

零碳能源是碳中和的基石与先导，零碳能源成本是国家竞争力和行业减排新技术应用的主要推动力。他建议，重点发展光伏、绿氢、大规模长时化学储能三大标杆技术，构建光电-储能-输电和制氢-储氢-运氢技术与装备体系。 

零碳流程再造是中国碳中和的重点领域，需要长期战略规划，构建基于低成本零碳能源的新型流程工业体系。另外，非二氧化碳减排技术体系构建面临巨大挑战、碳汇与负排放技术亟需加强趋势研判，这些方面都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

九、温枢刚

1963年2月生，1986年6月参加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学历（1979年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汽轮机专业学习，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汽轮机专业工学硕士）。

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图源中国能源报

1、3月，全国两会期间，温枢刚接受中国电力报记者专访，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中国电力报）：

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保障能源安全、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催生发展新动能的有效途径。

大力提升清洁能源供应能力。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国内能源清洁稳定供应增强内循环可靠性，是中国特色能源安全保障的战略基点。

新时代十年，我国能源电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但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正在促进电力系统形态的改变。如何破解安全性、清洁性、经济性这个“三角难题”，是全球能源电力领域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新能源+储能”发展存在新能源配置的储能整体利用率低、成本高效益低等问题。根据中电联与有关企业的调研，2021年全国三分之二的“新能源+储能”项目中，储能等效利用系数仅6.1%。仅靠回收弃电不能满足项目收益率要求，多数地区电源侧峰谷差不显著，辅助服务价格低，导致“新能源+储能”收益难以保障。现有市场机制难以全面反映“新能源+储能”的多元价值，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需要进一步探索。

新能源配储能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电源特性，优化新能源配储能的规模、型式。鼓励新能源基地集中配置储能，支持储能容量租赁市场建设，积极发展共享储能、电网侧储能、用户侧储能。加快建立“新能源+储能”一体化调度机制，充分发挥储能调峰调频、功率支撑等多重作用，进一步提升利用水平。明确储能市场定位，加快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现货市场建设，体现储能的多元价值。

牢牢把握绿色低碳的能源技术创新方向。绿色低碳已成为能源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新兴能源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迭代。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既要立足能源电力产业需求，又要着眼能源电力发展未来，让“科技创新”这个制胜未来的“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动力。

高温气冷堆具有固有安全性好、发电效率更高、容量灵活、应用广泛、厂址适应性强等显著优势。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在高温气冷堆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建议加快建设高温气冷堆技术专用标准体系，加大高温气冷堆技术知识产权的深度挖掘，结合示范工程开发、设计、建设、调试、运维等全过程，力争在“十五五”时期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高温气冷堆技术相关标准、规范、导则体系，加速形成高温气冷堆技术国际标准体系。温枢刚希望国家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支持相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深入开展高温气冷堆在高温热源供应、退役煤电替代、内陆核电突破、绿氢高温制备、海水淡化等不同场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更好提供各类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为更好发挥煤电在能源保供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中的价值，建议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加快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持续完善促进煤电与新能源优化发展机制，积极探索多能互补基地一体化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和系统运行，提高资源利用和转化效率。持续完善市场化的煤电机组运行机制，推动煤电机组分级利用，提升高效煤电机组运行负荷率和顶峰发电能力。

十、杨伟民

1956年11月10日出生，1982年毕业于，毕业于吉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83年、1986年分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学习研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理论。

1989年，调入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2010年，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研究员。2011年6月，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3月-2023年3月，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杨伟民主要从事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规划编制与政策制定工作。

图源人民网

近期主要观点：

1、7月8日，在第九届“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杨伟民在演讲中讲到如下观点（内容源自经济网）：

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

杨伟民指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一个针对性极强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方针。因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

他提出三点观点，第一，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思想，要求把扩大居民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第三，既要继续建设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也要加快构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

中央很多文件都提到消费，其中讲的消费实际上是居民消费。我国统计的最终消费是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区分这两个消费是非常重要的。

居民消费为何不足？杨伟民认为包括以下原因：一是因为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二是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相当于居民教育、卫生、餐饮消费的总和；三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之差是10.2倍。

扩大居民消费不仅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还要看居民消费是否增加，两个指标共同进步，共同增加了，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

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杨伟民建议，要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要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度降低政府部门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等。

他认为，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之上，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完善高端、高档消费的政策含义，鼓励高端产品和服务扩大共享。

他还提出，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需要做两方面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住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登记，这样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2、6月，在接受瞭望智库记者专访时，杨伟民讲到以下观点（内容源自新华社客户端）：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央要求，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要加快突破，优势技术领域要做大做强。我们看到，有些领域已经取得突破，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等，要继续做大做强。

为什么在当前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其一，体现了统筹当前和长远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必然很注意扩大内需。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重供给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如果现代化产业体系滞后，未来的增长潜力就没有了。相对需求来讲，供给更关系长远。

其二，体现了统筹供给与需求。2008年我国提出扩大内需，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近五年基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疫情期间，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所以现在的政策主基调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并不是单纯搞扩大内需，也不是单纯的供给侧改革。

部署现代化产业体系也体现了这样的政策思路，因为内需特别是消费中有许多领域存在着供给不足导致的需求难以扩大，比如文化、旅游等领域。

其三，体现了统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当前各地区都很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特别强调，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完整的产业体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要简单退出所谓的“低端产业”，同时也要防止“脱实向虚”。

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恢复扩大需求的重点是居民消费。2000-2020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下降4.5个百分点，但居民消费仍占最终消费支出的70%，政府消费占30%。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8%，但是这个32.8%包括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如果按照3:7的比例，居民消费拉动为23%，余下10%左右是由政府消费拉动的。

疫情三年，受冲击最大的是居民消费，三年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很慢，今年一季度恢复至4%，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5%-6%的年均增长水平。疫情三年，居民收入增长远高于消费增长。

第一，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除了要增加居民收入以外，更要看居民消费。下一步如何扩大居民消费？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既要注重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关心居民消费的增加。

第二，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实施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

第三，减少对消费的不当干预，改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第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并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五，支持人口流入多的超大特大城市扩大居住用地供给，防止房价过高。切实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三亿流动人口在就业地的居住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第六，支持文化产业、中高端消费品产业和服务扩大供给。

促进民营经济预期好转。“三重压力”中的预期转弱，主要是民营经济的预期转弱。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对不正确议论要及时“亮剑”并要求从制度、法律、政策、舆论上加以落实。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

内生动力不足，从生产者看，主要是民营经济扩大产量、扩大投资、扩大招聘的动力还不够强。

疫情三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长情况出现变化。以往，民营企业工业增长一般快于全部工业和国有企业，但这个趋势2022年发生了逆转：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其中私营企业增长2.0%；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私营企业增长1.6%，均慢于整体增速。

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50%，对投资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去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呈现下滑态势。今年1-2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8%，3月是0.6%，4月降到0.4%，远低于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增速。

民营经济在促进发展、推动创新、提供税收、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怎么让民营企业更有信心？既要有短期政策，又要有长期制度供给，要做到四个“进一步”：

第一，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第二，在法律和司法上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第三，政策上进一步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第四，进一步完善政商沟通机制。今年要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近期主要是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包括实行贴息政策，解决好政府和国企对民企的账款拖欠问题，扭转企业利润下滑趋势等。

数字经济也是实体经济。中央提出，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我国有42个行业大类，153个行业小类，平台只是小行业中的一个。

以前中央会议提及的是平台经济，此次为什么进一步直接点名平台企业？

一方面，平台企业非常重要。数字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形态，如果没有数字经济，就不会有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人民币，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而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核心。国家定义两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一个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比如计算机；另一个是信息技术服务业，比如软件。而平台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一个细分类行业。平台企业在推动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引领发展、扩大就业特别是扩大大学生就业方面起着带头和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平台企业的预期仍然还没有完全好转。有些人对数实融合有一定误解，觉得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实际上，实体经济是和虚拟经济相对应的，实体经济包括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金融和房地产也并不全是虚拟经济，要看什么场景下变成虚拟经济。软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重要性不言而喻，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是促进国民经济的数字化。

为什么说平台企业仍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预期呢？过去10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7.6%，在42个行业大类中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研究和试验发展行业，名义增长速度高达36.76%，其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贡献。

2017年开始，互联网行业作为单独的行业门类进行统计。2017年到2020年，互联网行业年均增长36%，在拉动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长从2021年开始减速，从2020年四季度的21.2%增速降到2022年三季度的7.9%，今年一季度回升至11.2%。11.2%的增速与其他行业相比已经很高了，但是与该行业过去十年的17.6%、疫情期间的21.2%相比，尚有差距。

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靠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2022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202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督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3年一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企业探索创新。一年时间，中央的四次会议，一脉相通，信号一次比一次强烈，指向一步步聚焦。所以，平台企业，特别是头部平台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大胆投资，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国内生产、分配、消费之间以及与进出口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循环系统，国内大循环本身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

进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需求看，2020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比重是2.6%，但不能由此断定国际循环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仅仅是2.6%，国内循环的拉动作用就是97.4%。我国的生产需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和零部件，2022年我国总进口16万亿元，其中12万亿元，也就是74%是用于中间使用的，占全部中间使用的7%-8%。如果没有这些进口，即使不考虑产业链的关联因素，我国的总生产也将萎缩7%，远大于净出口在需求方面贡献的2.6%。

2022年和2021年我国进出口创新高，对疫情前两年经济恢复发挥重要作用，但去年10月开始出口和进口陷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出口表现强劲，增长8.4%。但进口相对疲弱，增长0.2%。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多策并举。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开放、没有进出口，就没有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必须主动营造有利于扩大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第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我国已经到了进一步扩大商品流动型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决于制度型开放程度的阶段。第三，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特别要注意推动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第四，当前应研究采取一些稳出口的特殊政策，弥补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损害。第五，稳住外资企业，防止产业链转移，当前外资企业出口仍占我国总出口的近30%，必须要高度重视外资产业链转移问题。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和建筑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两者合计约占13%。而且，建筑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是下一步经济整体回升的关键。

房地产已经连续六个季度负增长，出现了行业性的衰退。今年以来，随着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的改善，一季度房地产增加值转正，得到一定恢复，同比增长1.3%，比上一季度提升8.5个百分点，摆脱了连续六个季度负增长的困境。当然这属于恢复性的。

2022年我国城镇人口是9.21亿人，其中有1/3是流动人口。这3亿人可能在老家、在户籍所在地有住宅，但住宅是不可移动的，不能随着人口流动而搬走。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住宅可能很多就是空置的，中小城市人口流入大城市，中小城市住宅可能很多也是空置的，但这些空置的住宅，都统计在了人均住宅面积中。

这就涉及结构性问题，这3亿流动人口就个体而言，很多人由于户籍等限制无法在城市定居，年龄大了以后可能会回到老家养老，但就整体而言是回不去的。而且，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从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来看，城市也离不开这3亿人。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3亿人如何加入现代化，如何公平享受现代化带给他们的美好生活？因此居民住宅，无论是租房还是购房，在今后一个时期，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仍有不小的刚需。扩大这类城市的居住用地，仍然是这些城市政府的重要任务，扩大住宅供应量，仍然是房地产发展的重要任务。

房地产问题不仅是短期调控和风险管控问题，更是一个住房制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改革问题。保持房地产的长期稳定，既需要短期政策，更需要长期制度。短期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长期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