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1 “高价彩礼”主要存在于华北和江西等婚姻市场（介绍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在20万左右，少数地方可以达到30万。“有房有车”亦成了大多数农村地区婚姻缔结的前提条件。很多地区的婚姻压力并不仅仅源自于高价彩礼，而是来自于进城购房、买车的“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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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情攀比的主要变化是：一是人情礼金逐年上涨。二是人情名目繁多，酒席频繁。S县某户人家的母猪下了18个猪仔，主人家认为是喜事，也就办了一个酒。我们在洞庭湖平原地区调研，一些农户甚至办起了“无事酒”，即只接客，但不提供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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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方部分地区也有厚葬薄养现象。比如，陕西Y县在移风易俗前，一场白事完整做下来，有17个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安排1—3人帮忙，耗时耗力。黄淮海平原一带，曾经出现过“丧事上跳脱衣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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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村赌博已经日常化和休闲化。比如，湖南常德某个普通乡镇（2万人口），却有100家左右茶馆。这些茶馆会提供“一条龙”服务，免费为客人提供中、晚两餐饭，免费接送，还帮忙照看小孩。绝大多数有规模的茶馆，都可以提供借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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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的情况看，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但不同区域存在一些规律性的差异。高价彩礼等问题在华北地区表现比较突出；而人情攀比、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问题，则在中部地区表现突出；农村赌博泛滥在中部和南方地区都普遍存在。

华北等部分地区高价彩礼严重，且呈扩散趋势

“高价彩礼”主要存在于华北和江西等婚姻市场（介绍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在20万左右，少数地方可以达到30万。并且，最近十年时间，彩礼和婚姻成本普遍增加了2—3倍。值得注意的是，有高价彩礼的地区还在继续扩大，一些传统上并没有高价彩礼的地方，也逐渐出现了高价彩礼。比如，闽西一些地区，因受同一婚姻圈内的江西高价彩礼的影响，当地的彩礼金额也在提高。课题组在武汉郊区发现，该地的彩礼金额还不算很高（10万元左右），但彩礼性质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象征意义转变成了功利目的，群众有极大压力。

此外，“有房有车”亦成了大多数农村地区婚姻缔结的前提条件。很多地区的婚姻压力并不仅仅源自于高价彩礼，而是来自于进城购房、买车的“加压”。课题组的调研发现，全国各地的县城房价差异不大，一套县城商品房为100万左右，即便付首付，也要30万左右；新车则为10万元左右。我们详细统计了河南H县最近十年婚姻成本的变化（见表1），发现结婚成本增加了2—3倍。该县的“高价彩礼”现象具有典型性，我们在华北其他地区和江西于都等地区的调查，数据差异不大。

值得关注的是，华北地区还存在“冥婚”等习俗，极少数地区在“冥婚”中也存在“高价彩礼”等问题。比如，一些因意外死亡的女性，在“冥婚”市场中有较高的价格。2021年11月，山东汶上县一网红主播死后骨灰被偷配冥婚，引起舆论关注。根据媒体报道，阴婚配成功一单女方家属可得5—7万元。

两湖平原等地区人情攀比现象严重

从调研看，人情失序问题在两湖平原、武陵山区较为严重，涉及到湘、鄂、黔三省。这些地区经济并不算发达，一般家庭年收入在5—6万元左右。但普通家庭的人情负担一般都在2—3万/年，占据了农民家庭收入的1/3—1/2。对于贫困地区的弱势家庭而言，人情支出是家庭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地经济欠发达，但人情负担却极重。某贫困农户是三口之家，孩子才六岁，妻子患有抑郁症，丈夫无稳定工作，年收入3万元左右。但2021年上半年，该户人情开支就达到7000—8000元。该户说，自己家算是送得少的，“因为家里穷”。

人情攀比的主要变化是：一是人情礼金逐年上涨。比如，处于洞庭湖平原的T县地区，一般关系的人情礼金从21世纪初的一二十元涨至现在的四五百元，上涨了二十倍左右。贵州S县经济欠发达，但人情礼金极大，直系亲属间的人情礼金普遍超过万元。

二是人情名目繁多，酒席频繁。在湘、鄂、黔的部分地区，近些年来的人情名目繁多。除了传统的酒席名目，还有五花八门的办酒名目，如升学酒、立龙门（修围墙）酒、立（墓）碑酒、开业酒。比如，这些地区的孩子只要高中毕业，无论升学与否，都会办一个升学酒；小孩子的生日，周岁、六岁、十岁、十二岁等，都可以办酒。S县某户人家的母猪下了18个猪仔，主人家认为是喜事，也就办了一个酒。我们在洞庭湖平原地区调研，一些农户甚至办起了“无事酒”，即只接客，但不提供任何理由。T县某农户为了办酒，在其父亲88岁的时候就提前给他办了90岁生日酒，理由是“感恩父亲”。但当地村民评价，他在日常生活中对父亲并不孝顺，“其实他兄弟四个，但还让老父亲单独住在一个平房里”。另一村民在60岁时没有办酒，为了“回本”，就在62岁时办了60岁寿宴。

两湖平原等地区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人情攀比比较严重的地方，也是铺张浪费较为严重的地方，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虽然北方酒席也有讲究，比如陕西Y县的酒席需要有“九品菜”（九个凉菜），还要有热菜，一共是24个菜。但其他的烟酒消耗比较少，每桌酒席大概为360元/桌，“浪费”空间不大。但南方的酒席浪费比较严重，尤其是湖南多地，酒席讲排场、讲“档次”，标准都在700—1000元/桌之间。比如，湖南Z县的酒席流行10—11个大盘菜。大盘菜的分量足，一份猪肉一般需要5斤肉，一份猪蹄有8个（一开二），一条草鱼有3、4斤，一只整鸡也差不多有3、4斤，鸡蛋也要8个，浪费极大。此外，南方的酒席都有烟、酒、饮料等消耗品。我们在湖南等地调研发现，烟酒等消耗品占了酒席耗费成本的1/3左右。

铺张浪费的另一个表现是，农村举办仪式普遍存在比排场（参见表2）。在两湖平原的红白喜事中，存在一种制造“热闹”的产品。如鞭炮、拱门、彩球、乐队等，已经成为仪式的一部分。在丧葬仪式中，亲戚前往吊丧，除了要上礼金，还需要送鞭炮、花圈，租拱门、KTV乐队、地方戏团（如花鼓戏），主要目的是给主人家争脸面。鞭炮放得越多，拱门树得越多，花圈越多，乐队来得越多，则面子越大。在红事中，除了花圈用不上，其他的热闹产品都存在。

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存在厚葬薄养现象，部分地区问题突出

从全国的调研情况看，农村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养”秩序。《2021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2020年全国“一代户”（独居、夫妻二人和空巢）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15.33个百分点，达到49.5%，说明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慢慢弱化。农村“自养”秩序，在客观上表现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日常照料上，都主要依靠自己的积蓄、亲戚的馈赠和养老金；在主观上，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的观念和习惯。在两湖平原，农村高龄老年人患病或失能以后，其日常照料和治疗等，存在较大困难。由此引发的自杀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见表3）。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老年人“自养”或“自杀”，并不是孝道衰弱或激烈的代际冲突引起的，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行为。

部分地区有极其明显的“自养”秩序，但对丧葬仪式却极为重视。比如，湖南Z县 “厚葬”现象极为严重，一场丧事办下来需要十万元左右。主要原因是丧葬仪式的消费高，当地形成了发达的丧葬产业，包括筵席队、西乐队、花鼓戏队、和尚道士队、哭丧唱孝队、灵堂租赁队、纸人纸屋队、八仙队（中式乐器）、仪仗队、醒狮队、十六大金刚队，等等，每一个队伍都对应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显示热闹，烟花爆竹也需要很大一笔开销，一般家庭要花2万元左右，条件好的家庭要3万元。除此之外，在葬礼现场安装充气的大拱门、狮子和氢气球，也可以给主家脸上“增光”，有的家庭为了显示气派，亲戚朋友们会送上四五十个氢气球。

北方部分地区也有厚葬薄养现象。比如，陕西Y县在移风易俗前，一场白事完整做下来，有17个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安排1—3人帮忙，耗时耗力。黄淮海平原一带，曾经出现过“丧事上跳脱衣舞”的情况。我们在河南郑州、开封地区调研，发现当地有较为发达的农村歌舞团市场，每一个歌舞团需要5000—10000元。有些人家会请两个歌舞团，唱对台戏。并且，在红白喜事举办过程中跳钢管舞等节目比较普遍。

南方农村赌博现象普遍，呈现日常化、休闲化特征

农村赌博的区域差异极其明显。北方农村一般都没有赌博活动，我们调研的一些公安机关多年都没有查处赌博案件。但南方的农村赌博却极其普遍。我们在湘、鄂、赣、闽、粤等地的调查都发现，打击赌博是地方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农村赌博形态多样，地下六合彩、牌九、扑克、麻将、地下赌场、赌博机等，一应俱全。这几年网络赌博泛滥，部分地区的年轻人也沉迷其中，家庭因此陷入破产境地。

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村赌博已经日常化和休闲化。比如，湖南常德某个普通乡镇（2万人口），却有100家左右茶馆。其中，拥有十几台麻将桌的大型茶馆，大概有40家左右。这些大型茶馆，每名客人一天的输赢在1000元上下。这些茶馆会提供“一条龙”服务，免费为客人提供中、晚两餐饭，免费接送，还帮忙照看小孩。绝大多数有规模的茶馆，都可以提供借贷服务。

我们在闽西某村调研发现，该村共有100多名青年，大多数都接触过网络赌博。其中，共有14名农村青年欠下巨额赌债，少则二三十万，多则三四百万。这些年轻人因赌博而陷入“社会性死亡”境地，其家庭也被拖入贫困状态，有两名青年因赌博导致家庭破裂。

农村移风易俗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干预策略

农村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本质上是当前农民家庭正在面临的生活方式危机的反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生活方式转型表现突出，乃至于兴起了一场“生活革命”。上文提到的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本质上是生活方式转型的“意外”，以文化失调形式表现出来。

从总体上看，当前农村生活方式危机是伴随着农村社会发生的巨变而出现的。有一些突出问题具有阶段性，比如，人情攀比和铺张浪费的问题，甚至包括高价彩礼问题，主要是旧的生活方式尚未瓦解、新的生活方式又未形成所带来的文化失调现象。这些问题，再过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的城镇化基本完成之时，自然就会消解。而有一些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则具有长期性，比如厚葬薄养、农村赌博问题，并不会随着生活方式转型而消失。甚至，如果不积极介入，不提前做好准备，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对生活方式危机，除了继续推进移风易俗活动，还需要有系统的政策规划，建立长效机制。根据正反经验，我们提出移风易俗的几个对策建议：

移风易俗要和地方性规范有效衔接

有些地方的风俗习惯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比如，红白喜事都有地方上的权威人物参与，并且有较强的互助性。我们调研的陕西Y县、韩城，山东淄博，河南民权，福建晋江等地，红白喜事（尤其是白事）都有较强的公共性。这些地方，风俗礼仪的举办都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其规范的实现又有赖于地方性权威。因此，只要地方权威对礼仪流程进行调节调节，人情攀比、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现象就不太容易产生。典型如晋江地区，在地方政府还没有提倡移风易俗的时候，村委会和地方的宗族组织会主动限制人情攀比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同样，福建、广东、江西、广西等其他宗族性地区，也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哪怕是出现了攀比和浪费的苗头，但风俗礼仪的核心功能仍然会保留。并且，一旦地方政府积极介入，红白理事会就容易建立起来，地方权威就可以发挥真正的调节作用。

移风易俗需要有综合治理的方法

在我们调查的经验中，两湖平原的地方政府对人情攀比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如组建红白理事会、党员干部带头等，但大多数地方都出现了反弹。比如，2019年湖北公安县和湖南桃源县都采取了措施治理人情攀比的问题，对红白事的规模进行了限制。湖南长沙县的经济实力比较强，该县在2019年甚至还出台奖励政策，办酒5桌以下奖励4000元，办酒20桌以下奖励2000元。第一年，这些地区的移风易俗还起到了一定效果，群众办的酒席少了不少。但根据我们最近的跟踪调研，当前这些地方的人情攀比，已经恢复到了治理之前的状态。但比较理想的是，通过环保、公管交通管理等方式适当介入，这些地方的铺张浪费，如放鞭炮、树拱门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移风易俗需要久久为功，总体原则可以采取“党建引领+社会自治”的办法。对于有地方性规范的地方，只要党委政府有文件依据，且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并积极发挥当地有威望的人的作用，就可以产生积极效果。例如，江西崇义县流行看风水，并由此产生了厚葬薄养问题。当地党委政府为了移风易俗，找准对象，民政局通过开办风水先生学习班的形式，对当地的风水先生进行政策宣讲，并引导其融入到移风易俗工作中。结果，当地的移风易俗取得了显著效果。

如果地方性规范不强，原子化程度比较高，也要尽力重建基层社会组织。例如湖北宜昌市夷陵区的普溪河村，当地的乡镇党委政府不仅建立了红白理事会（主要由乡镇人大代表和老村干部组成），还重建了老人会（以小组为代表，主要由有威望的中老年人组成），由此建立了完整的社会自治组织。客观上，当地的红白喜事本来就是有红白理事会和老人会的成员参加，其监督和引导的作用也可以持续发挥。

移风易俗要善于利用法律和政策手段

农村赌博等陋习，虽属于移风易俗范畴，但这类所谓的“习俗”都是违法的。因此，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运用法律手段坚决打击。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只要正确使用法律震慑，赌博现象是可以抑制的。比如，地方公安机关可以对茶馆的营业行为进行规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区要求茶馆不能超过4张麻将桌，否则就要收到处罚。这一规定，使得茶馆无法规模化经营，也就不可能提供“一条龙”服务，从而对引导社会风气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