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现一本神作，叫《技术封建主义》，由法国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塞德里克·迪朗所著，一经推出，就被《费加罗报》、《世界报》、《自由报》、《人道报》、《回声报》竞相报道，左中右三派全媒聚焦。8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会在国内发布。

2020年，塞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出版后，激活了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扼杀了资本主义》2024。

随后，“技术封建主义”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中引发了思想地震，掀起一阵关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对于资本主义演变的新思潮。

许多思想家，如斯拉沃热·齐泽克、约迪·迪恩、叶甫根尼·莫洛佐夫等人，纷纷就技术封建主义或新封建主义各抒己见。

他们与迪朗、瓦鲁法基斯一致认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型封建主义。

过去几百年里，资本主义以其鼓励创新、投资并追求利润增长的方式，推动了世界进步。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新变化开始浮现，这些变化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历史上的“类似封建”的状态。

如今数字时代里，大型科技公司或平台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它们掌握了大量的数据资源和先进技术，就像领主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强大的军队。这些“数字领主”通过构建平台、制定规则，不仅控制了市场，还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信息的流动、商品的交易，甚至人们的工作方式。它们能够从这些活动中收取“租金”——无论是广告费、服务费还是数据使用费，都像是领主向农民或商人征收的地租或税费。

与此同时，传统的以投资、创新和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些领域似乎正在被这种基于数据垄断和平台优势的直接收益模式所替代。过去，企业家们通过不断创新、扩大生产来赚取利润；现在，一些企业则更倾向于通过巩固自身在数字领域的地位，直接从用户行为、数据流转中获利，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地投入资源进行生产创新。

这种变化也导致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关系的微妙转变。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依附”状态，他们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甚至职业前景都高度依赖于某个或某几个平台。这种依赖关系，犹如封建社会中农民对领主的依附，尽管在本质上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迪朗在更早的著作《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中，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金融化日益加深的图景。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借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将金融化视为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标志——这意味着成熟之后的渐显衰退，果实虽丰，却也预示着季节的更迭。在这个“秋天”，金融活动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根基，像是一片片落叶，虽美却也预示着生命力的减弱。

到《技术封建主义》，迪朗则直接指出，金融化资本主义之后，一个名为“技术封建主义”的新阶段或将崛起。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资本主义在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自我演变。在这个新阶段，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成为了新的“封建领地”。大型科技公司就像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他们掌握着数据、算法和平台这些宝贵的“资源”，通过控制信息流动和交易规则，享受着技术带来的巨大“租金”。

那些掌握技术资源的人将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而未能跟上技术变革步伐的人则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风险。这种新的等级制度不仅在经济上造成分化，还可能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民主政治构成潜在威胁。

迪朗提出的“技术封建主义”并不是铁板钉钉的未来预言，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假说。有助于我们观察当今环境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首先，无形资产成了这场变革中的主角。它们不像过去的实物资产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但它们的价值却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实物资产。这些无形资产，比如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品牌声誉等，都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中那些最赚钱的地方。

那么，这些无形资产是怎么赚钱的呢？迪朗告诉我们，它们主要通过四种新型租金来实现：

1 知识产权租金：犹如你有一个好点子或者发明了一个新东西，然后你把这个点子或东西“租”给别人用，别人得给你付钱。比如，一家科技公司研发了一项新技术，但它不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把这项技术授权给其他公司使用，这些公司就得持续支付专利费，这就是知识产权租金。

2 自然垄断租金：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建了一条铁路，别人要想运货或运人，就得走你的铁路。因为建铁路成本太高，别人不太可能再建一条一样的。这样，你就有了垄断权，可以向使用你铁路的人收费。在互联网时代，只不过铁路变成了网络平台、物流系统或物联网体系。这些平台或系统因为规模效应和沉没成本，很难被复制或替代，所以它们也能像铁路一样收取租金。

3 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同一块地，因为位置不同、肥沃程度不同，租金模式也就不一样。在数字时代，以特斯拉为例，它的汽车业务定位不仅是一个汽车制造商，更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构建者，它聚集了电池供应商、电机制造商、充电设施提供商等众多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成熟和发展。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特斯拉的合作伙伴之所以选择与特斯拉合作，是因为特斯拉的品牌影响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行业冒险者（承担了大量的试错成本和经营风险），跟着他混，搭便车一起抓取发展机遇。特斯拉的市场成功，为这些合作伙伴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收益。特斯拉的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要求也促使这些企业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以满足特斯拉的高标准。

特斯拉作为这个生态系统的核心，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不断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它不仅从每辆车的销售中获得利润，还通过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的授权和充电网络的建设，从多个维度实现盈利。这种基于技术创新和生态系统优势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就是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级差技术地租”。

特斯拉通过技术创新和生态系统建设，推动了电动汽车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它边缘化了那些还在传统汽车产业中挣扎的企业，加入特斯拉的生态系统则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你加不加呢？

4 动态创新租金：现在的创新不再只靠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需要庞大的数据库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来支撑。这就像是在挖金矿，以前可能只需要一把锄头和一个好眼力，但现在你得有挖掘机、有地图、有数据分析师才行。那些掌握了大数据和先进技术的公司，就有条件能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领先地位，并从中收取定期服务费（租金）。这种租金就是动态创新租金。

数据产品是推动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像网飞公司那样，他们通过深挖数据的宝藏，找到了吸引观众眼球的秘密，让广告不仅不招人烦，还能提升大家的关注度。然而，这些数据产品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你得付费才能享用，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创新租金。

迪朗认为，数字资产和我们这些生产它们的用户，还有那些科技平台，就像是被绑在了一起，无法分割。如同我们都被困在了一个个科技公司的“围墙花园”里，我们的数据被精心地收集、整理，然后变成钱，而我们自己呢，就像是被绑在了一棵摇钱树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那些掌握着大量无形资产的人，就像是古代封建主，拥有着让人羡慕的数据权力和财富。他们不需要亲自下场干活，就能从别人的劳动成果中分到一杯羹。

迪朗认为，现在的投资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提升生产力、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投，而是为了掠夺、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而投。犹如我们本来应该一起努力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分着吃，但现在却变成了有人只想把别人的蛋糕抢过来，自己独享，那你的蛋糕继续做，还是不做呢？

这种新的逻辑自然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和增长崩溃。因为当大家都忙着抢蛋糕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再去做蛋糕了。而那些被抢走了蛋糕的人，也会失去继续努力的动力，整个经济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为什么中国这几年开始限制互联网发展？因为其实有些企业没创造什么真实GDP，倒是干翻了各种实体店和制造企业，是的，你看看你家小区附近是不是超市或其他服务门店越来越少了？

迪朗发觉了这里面的阵阵喧嚣。他警告说，简单地依赖竞争，并不能让这片丛林变得更加和谐有序。相反，随着数字科技新贵的崛起，那些原本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还算稳定的生产关系，现在却像沙子一样，被技术封建主义的浪潮一点点冲散。所以雇佣关系必然将逐渐解体，打工人群必将面临失业，或早或晚，因为生产方式变化了，当然也可以继续打工，但是内卷烈度会越来越大。

想想以前，工人们还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来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待遇。但在技术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一切都变了。零工经济和众包经济成了主流，人们不得不像陀螺一样，从早到晚地转个不停，白天当服务员、保洁员，中午送外卖，晚上开网约车。虽然这样让他们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哈，这种全面是以牺牲他们的财产和尊严为代价的。他们成了数字时代的“云农奴”和“云无产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迪朗并不绝望，他在《技术封建主义》的结尾部分，描绘了一个未来。他说，在山的那一边，有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那里散发着自由的希望。马克思也曾经设想过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那里，人们不再被异化为片面的机器，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上批判。智者所见略同：技术封建主义残酷，但它孕育着未来真正经济民主的可能性。

人的全面发展已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一边是高高在上的数字领主，另一边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云农奴和云无产者。而在这两个世界的裂缝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悖谬：技术封建主义是那在裂缝中即将喷发的烈火，而这烈火，既可能是毁灭，也可能是新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