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大宋繁华”的假面：比秦制更可怕的，是“变脸”的秦制

原创 2024-08-04 17:06:33 · 大宋繁华 · 先知书店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里，游人如织，百业兴旺，但若说其中很多商贩不是为了赚钱，是不是感觉难以理解？打开历史作家谌旭彬老师的新作《大宋繁华》，这却是符合情理的事实。最近几年，我们印象中积贫积弱的宋朝，画风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里，游人如织，百业兴旺，但若说其中很多商贩不是为了赚钱，是不是感觉难以理解？打开历史作家谌旭彬老师的新作《大宋繁华》，这却是符合情理的事实。

最近几年，我们印象中积贫积弱的宋朝，画风突变，不是一般的优秀，而是市场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长势喜人，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甚至被誉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并有数据为证：国家富强——GDP占世界50%；商业繁荣——工商税占GDP的70%；军事强悍——常备军100万；科技发达——四大发明；开世界文官制先河，等等。

然而，为何终究没有转型成功？学者亦纷纷给出了判断，有归因于君主太弱，有归因于外族太强，有把账算朱熹头上的，还有赖秦桧的。

孰是孰非？《大宋繁华》给大宋来了一场庖丁解牛，透过三个荒唐的悖论，撕开“大宋繁华”的假面，揭示了秦制兴亡的真正逻辑。

秦制铁律

管得最少，才可能管得最好

很多朝代在初期，为了民众能够休养生息，都实施过一段无为而治，这其中，宋朝的疗效最显著，因为其他朝代在鼎新中只继承了前朝之乱，而《大宋繁华》通过对中国人口史的深挖，指出北宋还意外继承了前朝的人口红利，这正是“大宋繁华”的前提。

▲西安兵马俑中的“将军俑”

宋朝之前，一直主打人头税，多生一口人就多交一份税，导致民间不愿生，人口峰值始终在低位徘徊，唐朝后期，人头税+租庸调制将百姓逼得纷纷逃亡，朝廷不得不将人头税改为田亩税，添丁进口不再直接等同于滋生税负，很快，江山易主，田亩税被宋朝继承，随之就出现了人口大爆炸。

无为红利是《大宋繁华》的首创。宋朝的无为红利，指的是迥异于前朝的不立田制——朝廷不介入土地分配，也不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

很多学者因此惊叹宋的“现代性”。然而，不立田制并非主动设计，而是人头税改田亩税的必然产物——既然是按土地拥有面积征税，也就根本无需考虑土地在谁手里，又何必设立田制、多此一举？

无论如何，对田亩税的继承，带来人口激增；不立田制，带来粮食增产。宋初的百姓，因此过上了一段安稳日子。这就是《大宋繁华》所揭示的秦制铁律：皇权无为，比有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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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看似荒唐的悖论能成其为“铁律”，说明皇权更喜欢“有为”。对秦制来说，财政蛋糕的大小，取决于人口、物力和汲取，现在，原材料已备足，大宋即将创造一个又一个历史名场面。

司马光困境

不改革不行，改革更不行

众所周知，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对手，因此被称为保守派，但说司马光一直反对变法，亦非事实，他曾主动提出过改革衙前之役，以缓解农户身上的重担。问题是，当八年后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以取代衙前之役时，司马光却又极力反对。很多人大为不解。

▲王安石与司马光

殊不知，秦制时代真正心系百姓的改革者，既知道旧制度对百姓不利，必须改革，又深知只要改革主办方仍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不可能真有改善，甚至会更糟。这就是《大宋繁华》提出的“司马光困境”。

司马光的判断完全正确。王安石的青苗法，虽然设计图纸中说是让农民在青黄不接时能借到钱，但现实很打脸：富户被迫借钱，穷人则借不到钱。原因不复杂：官吏既要把青苗钱贷出去，又要把本息收回来，为确保顺利完成任务，贷给有钱人是最佳选择。

很多人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坏在下级念错了经，然而，王安石从知县一路干起来，不明白这座大熔炉的运作逻辑？事实上，青苗法本就存有增加财政收入的用心——青苗法与保甲制融合，谁家还不上，同组里别人还。

于是，青苗法变成青苗税，接下来的市易法、义仓、安济坊等等，无一不变成额外税收。所谓的改革，都成了汲取手段，用朱熹的话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宋朝是历朝汲取手段之集大成者。连所谓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都纯粹是为收税方便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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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GDP没理由不大，财政蛋糕没理由不大。那么，收税时面向百姓，分蛋糕时是否也面向百姓呢？完全没有。宋徽宗时期人口过亿，其中有1000万食税阶层，包括皇室、贵族、官吏、军人及僧道。官家的政策是：优待食税阶层，唯恐不足；汲取9000万百姓，唯恐太少。这样的1000万人，聚集在开封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焉能不造就一种“局部的繁华”？

如果把这当做“大宋繁华”，正如同把一线城市的CBD，当做整个中国。

职业兵怪圈

有战斗力则没向心力，有向心力则没战斗力

宋朝有100万常备军，也就是职业兵，待遇相当于前朝的数十倍，按理战斗力应该爆表，但正是在宋朝，发生过一件千古奇闻：17个金兵，战胜2000名北宋禁军，创下冷兵器时代的世界纪录。

▲南宋《中兴四将图》

这么差劲，还如此高薪？《大宋繁华》告诉我们，宋朝的制度设计，就是“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购买忠诚”。

秦制的统治基础，是官与兵。而宋朝的官吏除了待遇丰厚，还有一项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不杀文臣”，但这并非“朝规”，而是宋太祖与后世皇帝之间的一纸秘密契约，藏于太庙，严禁外人知晓，因此，每有臣子被赦，无不以为是君恩浩荡，怎能不感激涕零、“以身许国”？

养兵亦如此。游民与读书人，同属于优先控制级的不稳定因素。赵匡胤认为，想让王朝千秋万代，必须不惜财力把无业游民招来厚养，这样，社会上尽是良民，即使遇上灾年，也只会“有叛民而无叛兵”。由宋太祖这句话可见，宋军首要目的并非对外。

但宋朝兴也职业兵、亡也职业兵。君王不可能亲自统帅部队，必须依赖代理人，为防止代理人坐大，特别设置了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兵将分离制——这种情况下，将领焉能用心练兵？两宋最后皆败于外族，常见说法是“文明输给了野蛮”，实则来自职业兵怪圈，而职业兵怪圈适用于一切秦制单位：无向心力，亡于游民；无战斗力，则亡于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