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激活休克的经济肢体，加快经济复苏的节奏

原创 2023-05-29 15:21:38 · 西京研究院 · 赵建教授

4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低于市场预期，验证了我以前提到的“脉冲式复苏”的观点。所谓脉冲，就是对类似“休克”的经济体进行刺激，以激活特殊时期近乎停滞的经济肢体，让微观主体活起来，宏观经济通畅起

4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低于市场预期，验证了我以前提到的“脉冲式复苏”的观点。所谓脉冲，就是对类似“休克”的经济体进行刺激，以激活特殊时期近乎停滞的经济肢体，让微观主体活起来，宏观经济通畅起来，血液循环起来，最终回归到一个气血充足的健康状态。

所以整个经济的复苏有个过程，货币和财政政策向私人部门的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结构性回暖向全面复苏转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要耐心等待。但是还是需要对经济复苏的节奏密切关注，尽快将关键环节激活起来以畅通循环，否则组织长期停滞，很可能就僵化、死亡。现代经济是个连续性过程，不能停顿太久。因为第一，企业如果长期陷入亏损状态，很容易破产死掉；第二，人如果长期陷入失业状态，离开职场太久，在当前技术、技能升级如此快的时代，很容易被淘汰，然后长期陷入没有信心的躺平状态。因此，经济刺激计划还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越拖政策成本会越高。

经济最终的健康状态应该是总量的复苏和增长，现在还是脉冲式、结构性的复苏，尚且没完全形成趋势性的力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就当前的局势来看，要形成总量型的复苏，需要做出大量的结构性努力，而不是简单的诸如货币宽松、基建投资这样的总量刺激政策。虽然货币政策也实施了大量的结构性政策，但是我们得看到内生的信贷需求仍然是不足的，中小企业的本质痛点还不是缺钱，而是缺乏盈利机会，缺乏长期资本支出和增加库存的信心。这个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金融货币层面的刺激手段也就很难有真正的成效，甚至还可能会引起杠杆率过度、流动性过剩等更大的副作用。

结构性的努力大方向大家都清楚，就是给社会主体，给市场经济、民营企业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大疫三年，社会压抑的比较厉害，预期的转弱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有长期制度层面的。基层部门在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时，很大部分是一种“只踩刹车不踩油门”的状态。为何如此，因为“多干多犯错，少干少犯错，不干不犯错”。合规当然是基础，但是要区分形式合规和实质合规。现在很多合规都是形式主义，万事留痕，但留痕完后呢？有木有实质性的作为？合规的目的还是为了社会健康发展，不发展、不作为是最大的不合规。最近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是不是跟基层部门的不作为有关？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如果基层部门不及时作为处理，就很可能演化成极端的刑事案件。

第一个需要激活的当然是民营企业，这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大家都知道，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底色就是民营经济。那些抹黑民营经济的舆论实际上是在否定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否定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两个毫不动摇”已经是基本国策，是基本常识。当前民营经济萎靡不振，首先是因为缺乏利润激励，赚钱的机会少，动力不足。企业利润下降的根本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激活民营企业的前提是激活需求。过去几年靠海外需求带来的出口订单，今年以来外部需求在转弱，订单下降的比较严重，因此激活内需就变得异常重要。其次，民营企业的长期资本支出不足，这跟长期预期没充分回暖有很大关系。一年以上的投资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很多，大多数缺乏风险缓冲能力的民营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另外，由于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风险承担能力有限，最近三年破产的比较多，即使当前经济开始复苏，要重新设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

第二个需要激活的是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基层公共管理部门。过去三年地方政府为了抗疫大幅扩大了财政开支，当前面临巨大的赤字缺口和债务偿还压力。再加上特殊时期的减税让利，经济下行期税收下降，房地产市场调整下土地转让金大幅下滑，可以说当前的财政处于一个极限压力状态。地方财政如果捉襟见肘，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工资拖欠和降薪，基本的公费支出不能保障，势必影响基层政府部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包括公共安全、基层司法体系、水务、公交、环卫等基本生活公共服务等。这涉及到一个城市的基本运营。如果地方财政问题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影响基本的社会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还有公共信用。今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违约暴雷现象，一方面这是三年特殊时期的赤字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财政体系事权财权不匹配的矛盾也发展到了一定的临近值。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规范地方政府债务，一方面加大力度化解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借着这个机会引导地方政府转变理念，从高举高打的债务-投资模式转换为埋头耕耘的服务型政府模式。最近一段时间淄博烧烤现象就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推广的案例。

第三个需要激活的是就业密集度高的服务业，要重点关注制造业服务业、高附加值服务业。当前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4月份年轻人失业率冲到了20%以上，是统计数据以来历史新高。年轻人是人力资本初步形成时期，失业率这么高对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十分不利，也不利于提高需求。因为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正常收入来源，也意味着年轻人很难有能力去扩大消费。年轻人失业率高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压力。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轻人就业不足是世界性难题，就连在就业形态异常丰富的美国，年轻人失业率也是成年人的3倍。其次三年期间被疫情压制的行业，比如餐饮、娱乐、旅游、影视、交通等行业，恰恰是年轻人就业密度比较高的领域，当前这些领域还没有完全恢复。另外，年轻人的就业领域主要是新兴经济行业，最近几年教培、平台企业、新兴金融、房地产等被整顿，这些行业不仅不再吸收年轻人，反而自身也在裁员。另外，也跟吸纳就业比较大的外资企业搬离有一定关系，这些外资企业的工厂是吸收当地年轻人就业的主要阵地。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出台政策大力支持服务业，创造好的营商环境支持制造业服务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可以较好的吸纳高学历人才。最近几年，中国将迎来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高峰期。

第四个需要激活的是微观主体的干劲和信心，尤其是要让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疫情三年，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了较深的疤痕效应，极端心理较为普遍，不是内卷就是躺平。信任环境也大不如从前，社会运行成本较高。中国经济社会也恰好进入深度转型时期，很多人对当前的政策不理解，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清楚，难免产生失落迷茫、徘徊不前的低迷情绪。这种情绪也很容易传染，从单个个体向全社会蔓延，影响变得极为深远（甚至是人人自危）。要改变这个局面，需要重新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不宜制造过度的管制氛围。丰富社会活动和提高言论容忍度，坚决抵制“戴帽子、揪辫子、轮棒子”的野蛮习气，自上而下营造生动活泼、积极自由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后发展时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难免有不同的言论，甚至是与主旋律不同的言论，应该在法治范围内进行引导和管理。要相信社会大众的判断力，只要言论多元化，所谓的不良言论就很容易被另一种言论所纠正。否则不断强化的管制只能让主流声音陷入塔西佗陷阱。言论思想宽松了，社会氛围活泼了，政府公信力上升了，人们才会有信心和干劲，对未来期望更高的年轻人才会有希望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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