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出差，和几个地方的官员朋友一起聊天吃饭，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个情况是：拉投资越来越难，本地营收状况好的企业，有时也不愿意增资。

当然，疫情后经济信心要恢复，这需要时间。但深层上，也有一些机制问题，也影响了投资行为。随后，我也和一些企业家朋友做了沟通和了解。

本文旨在将部分地区的部分现象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呈现，对于复杂的宏观经济议题，不做任何建议和归因，只盼望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第一个原因：疫情期间地方的行政权力扩张，政商关系需要时间来恢复。

过去三年，为保证疫情对生命健康影响的最小化，我国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既要又要”，但落实到地方依然难以避免层层加码。

疫情期间，行政部门的权力得到了扩张，甚至过去和经济管理关系不大的部门，也在参与防疫中获得了影响企业经营的权力。

权力本身是极其诱人的，扩张起来迅速，收缩就要慢些。这导致一些公职人员的心态出了变化，越来越不敬畏权力，不管多大的“官”，都想逞一逞官威。

前几天，山东临沂郯城一家美发店内，因为一项服务无法提供，客人立刻翻脸，并亮出公职人员的证件，威胁店主“我们大队的一会过来，看着哈”。

最后一查，原来该女子来自农业农村局，一个和商业管理八竿子打不着的部门小职员，竟然能有“合法伤害权”，可想而知过去三年她是如何扩张权力、折腾老百姓的。

此现象并非个例，重要原因在于不少地方对公职人员的权力限制太少、骚扰企业的行为管的太松。事件发酵后，当地政府不是第一时间整改和处理当事人，而是派税务部门领导上门“说情”，要求小伙删掉视频。

最后在全网千万的阅读和全国人民的骂声中，该女子也居然仅是被记了处分，在有明显道德缺陷、德不配位的情况下，依然被当地政府包庇，保住了自己的“铁饭碗”！

（插播一篇我前段时间写的对时政和投资策略预判的一篇文章：明年是政治大年，将影响每个人的利益）

可见当地已完全不适合投资，大家记住山东临沂郯城这个地方，哪个企业以后在这个地方做一毛钱的投资，都是脑子有问题，赔死了也活该。

言归正传，尽管在疫情结束后国家对恢复经济做了许多工作，但信任感要回归到疫情前，依然需要时间，尤其是地方主政者、执法部门和企业间。

对于这种现象，除了嘴上承诺，更要用铁腕方式治理违纪现象，谁敢骚扰企业直接按敲诈勒索判刑，我保证这么做，营商环境会大有改观。

第二个原因：熟人关系网被破坏，企业感叹办事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动市场经济和法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办事，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企业有稳定的预期。

一线城市和部分发达地区确实做到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受限于基层执法者的观念意识和素质水平，很多地方能产生投资的主要动力，还是得靠熟人关系网。

我们体制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权力较多，而权力又向一把手集中，除了基本行政权力之外，土地、资源、地方国企、事业单位，也在地方政府的权限内。

所以，要在地方投资，必须得到当地一把手的推动。我曾帮一个5G基站项目做地方投资，建设基站会涉及到工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交通部门，还有国企、学校、医院等其他企事业单位，一家一家去谈几乎没有落地可能，必须要靠一把手来推动。

所以在地方，真正的“招商局长”其实是当地的一把手，尤其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很多投资能拉来，都是靠一把手的关系和人情。

但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某些地区官员换的太频繁，难以给到企业稳定预期；二是官员经常带个秘书直接空降，对当地情况不了解，上下关系、政商关系信任感缺失，互相掣肘。

一些官员朋友和我讲，企业在决定是否投资时，经常会问：您在这边大约会干几年？如果你很快调任了，我的投资安全能否保证？新任的主政者会不会找我麻烦？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某市一把手为打造旅游城市，大搞基建，导致财政负债累累，本想靠自己的人脉关系拉投资，结果突发被调离其他城市上任。投资人立即选择撤资，当地财政状况到现在依然没有恢复。

有投资才会有税收和就业，有就业才会有消费。地方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需要审批、立项、协调、募资多项步骤，少则三四年、多则七八年才能落地，一个地方一把手如果干不了几年就被调走，会极其影响当地政策的连续性。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地方官上任有时会“空降”，即本身没在当地系统干过、不了解当地情况，带俩秘书就走马上任。

同样是一个我了解的例子：某南方城市，迎来一位从北方调任来的市长，这位市长有能力也有抱负，想在当地做一番事业。可发现下面没有自己人，各部门的利益盘根错节，总联合起来糊弄他，导致一切改革无法执行。

当这位市长想要整顿当地官场时，却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不断有人通过关系向上级举报该市长，阻碍其工作。甚至给市长挖坑，“围猎”企图将其赶下马，导致工作无法展开、行政效率极其低效。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当地主政者，面对如此复杂的地方利益团体，你敢拉投资吗？下面人送上来的投资项目，你敢批吗？

这种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地方官的调任方式造成了“流官”和地方势力互相拆台、行政低效。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纸面拥有权力的地方官并不能有效管理官僚群体。

这种现象也并非个例，去年发生的某市烧烤店打人事件，在网络舆情已经发酵、当地政法委已经下达缉拿通知时，主犯者陈某依然能在当地公安局的包庇下迟迟无法归案。

最后，这位刚上任不久的政法委书记，不得不从隔壁市调来自己的老部下，才成功捉拿了罪犯。当地基层官场之混乱，简直是荒唐透顶。

其实，官员的流动制度，本意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做强，出“土围子”式的塌方腐败现象，本意是好的。可在需要经济成果的当前，是否可以让官员的流动不那么频繁，或者在调任时增加其人手的配置。

第三个原因：考核指标繁杂无重点，基层官员工作缺乏意义感。

改革开放能让市场焕发活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朝着“简政放权”的方向在走。只有给市场主体“松绑”，减少不必要的管制，才能让民营企业有稳定的预期。

结果现在有些地方，过度追求考核指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有篇文章写道：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我不是说这些工作都是没意义的，但应该有个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是基本方针，在当下显得更加重要，许多指标不能因地制宜，不仅没意义，而且在执行起来还会损害正常的商业秩序，有胡乱折腾之感。

七月份，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并不发达的黑龙江伊春市，为了完成“文明城市”指标，把沿街商家门上贴的剪纸和广告标语强行铲掉，不仅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执法常识，还毫无意义地破坏了商家的财产，就为完成领导的一个破指标。

基层官员对于各类指标也是疲于奔命，遂产生一种怪象：从上到下都陷入一种忙碌的状态中，而大家却体会不到意义感和成就感。老百姓觉得官员不干实事，官员觉得我都这么累了怎么还骂我。

我真希望那些定一堆指标的领导们，能多下基层问问网格员、县镇村的官员们，每天干的事有多累多没意义，把这些精力多放在经济建设上不好吗？少折腾不仅自己轻松，老百姓也乐意。

当然，有时这种事也不能全怪当地官员，正如吕德文所说：

“现如今，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上级的巡视、督查、检查以及第三方评估，都得认真准备，排演到位，连衣食住行的细节都得领导亲自过问，就怕哪个环节出篓子。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基层都已经习惯了‘零容忍’，能主动避免的一定要主动避免；出了点漏子，别解释，按照上面要求认真整改就是了。一个地方出漏子，影响的不仅是重要领导的仕途，还是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大包大揽、什么都要的行政方式，必然会导致高压锅式的上下级关系，让不少人选择了用形式主义来应对调研。人民日报曾在前段时间发表评论《学好用好调查研究这门基本功》，写道：

“个别党员、干部把调查研究当成一项不得不应付的任务，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对问题避而不见、对矛盾调而不研。这些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不仅背离了调查研究要解决真问题的要求，也让基层干部群众疲于应付。其中，有驻村干部反映，20人的调研团却有50多人陪同，调研成了一场按部就班的演出。

只打扫调研线路必经的道路，只粉刷沿线的房屋和院墙，把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参观意义的标志物整体迁移到线路上来，对线路经过的群众、家庭突击培训，以备突然询问……整个调研成了一场各司其职、按部就班的‘实景演出’。”

恐怕，要改变这种局面，还是得坚持推进“简政放权”，简政不是不干事，而是要有重点，放权是不要让地方政府大包大揽，要让基层社会有自理能力。不要什么事都堆到行政部门身上，政府和百姓都难受。

举个例子，这些年因为社区居民和物业的矛盾，出现了多少群体事件。本来依照物业法，你让居民自己选举物业自己治理小区，矛盾就是物业和居民之间的，有些地方不好好执行，导致居民对物业的不满延伸到政府上。

还有一些城市，本身经济不咋地，最该干的事没搞好，倒是搞一堆什么“文明”城市、“生态”城市的指标。或者一些根本不涉及到民生，完全可以交给市场的产业，地方政府非要掺合着一起干，一个领导一句话最后干的稀里糊涂四不像。

让权力回到它应该待的地方，而不是大包大揽管一切。

就说这么多吧，仅仅作为我和身边朋友对于一些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只要我们能持续地看到问题，建设性地去解决问题，经济一定会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