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年。
小平有一个划时代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彷徨茫然的时候，我会时常重读这篇讲话，特别在小平诞辰或者逝世纪念日，都会看看这篇讲话。我几乎不发朋友圈，但是一年也会发一两条，其中有一条一定是纪念小平同志的，无论是他的诞辰日，还是他的逝世纪念日。每次重读这篇讲话，都会让我震撼，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那样一个时代，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讲话，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的。
——吴晓求
1997年2月7日正月初一，北京301医院里看不到一点儿喜庆的气氛。这一天住在301医院特护病房的邓小平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他们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1997年2月19日，元宵节前夕。傍晚六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那天深夜，很多睡觉晚的人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吃惊地听到播音员用哽咽的声音哀声宣告。是夜，一列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的火车，忽然汽笛长鸣。邓小平去世的当天，距离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花灯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听到噩耗的人们把已经挂好的花灯悄然收起，本来已经浓密的鞭炮声也戛然而止。巨大的悲痛把早已酝酿好的欢乐击得粉碎。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作者用不太大的篇幅追溯了“邓小平时代”的“前世”，探讨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轨必然性、逻辑性，追述邓小平之所以发誓领导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出走，除了外部压力、冷战解体、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破产，还与邓小平个人所受教育、所信奉的理念有关，甚至与他的小家庭有着非常密切因果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的。邓小平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官方话语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时代“总设计师”，以为过去四十几年中国进步，都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似乎都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1975-1977年在江西那个“邓小平小道”上的冥思苦想。读了《邓小平时代》，我发现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定位比我们原来的说法更精准，更有道理。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并不是他有多少理论、多少知识，知道多少中国与世界，而是邓小平没有强不知以为知，没有用毛泽东式的诗人气质去指导中国、引领中国。邓小平只是如实告诉人民中国的真相，如实告诉人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是告诉人民，中国必须发奋努力，必须放弃内争，必须果断终止阶级斗争，必须将全副精力用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上。这是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古典中国智慧“实用理性”的胜利。按照傅高义的研究，邓小平并没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甚至可以说，从他第三次重出江湖恢复高考，直至1990年代再度启动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腾飞，邓小平都没有凭借个人英雄主义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恢复高考是别人的建议，让大包干改变中国，也是十几位农民兄弟冒险先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恩准”，在于他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尝试对于全局，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
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2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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