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国央企，70%的工作是为了免责
过度追责的盛行催生了“免责文化”，还由此衍生了留痕文化、推诿文化、躺平文化等多个变种，
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如今的国央企，和“免责”有关的工作，已经占到了70%以上的比例。
免责文化：“程序正义”，大于“事实正义”
所谓程序正义，原本是一个法律概念，强调的是裁判过程的公平和法律程序的正义。
近些年的国央企，也十分重视“程序正义”，特别是：流程正义。
举个栗子，采购一个苹果：
事前要有请示：
为什么要买这个苹果，买苹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苹果的大小型号规格品牌，预算几何，怎么采购；
事中要有招标：
找供应商，入围、资格审查、考察、比价，考察报告、入围审批、招标文件、评标定标、合同签订；
事后要有审批：
买苹果、领苹果、吃苹果要拍照，领取记录要有台账，付款要有费用请示、合同付款流程...
为了避责，将与苹果采购事宜稍微有点关联的部门都加入审批流，以达到“法不责众”的效果，
最后一个苹果采购下来，至少得花十天半个月。
一套严谨、合理的程序，的确可以提高犯错误的成本，也能更好地区分权责利，
然而程序正义又是最好操控的正义，因为程序是人设计的，真想干点什么，区区一个流程又怎么挡得住。
所以最后没有人解释得了，程序闭环、证据链完整，但这个苹果的采购价格就是要比别人高几个倍；
也没人解释得了，整个流程链条上十几个人都是某位领导的人，领导却淡然一笑“都是走正规程序进来的”。
在程序正义上谨小慎微，在事实正义上胆大妄为，成了部分企业的现状。
留痕文化：不为做事而做事，为证明做了事而做事
现如今的国央企，讲究“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事无巨细，都要留痕；事无大小，皆有凭据。
以会议落实会议：
上面开了一个指导性的会，下面就要召开会议精神传达会、宣贯会、学习会、动员会、分工会、落实会、督导会，中间穿插着数不清的汇报会、协调会、总结会；
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为例，
先是总部下发《关于转发**集团<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
然后各分子公司开展“整治形式主义”自查自纠，
每个单位上报一个关于形式主义的负面案例、一个关于形式主义整改的正面案例，
最后再组织研讨，出具自查方案、拿出整改措施，形成书面报告。
以台账落实成果：
业务台账、线索台账、整改台账、制度台账、管理台账...工作未始，台账先行，
谁的资料详实、台账规范、材料完整、照片丰富，谁的工作就做得到位；谁的流程扎实、纪要齐备、证据链完整，谁就能免责。
无论是台账、文件、会议，要求还越来越细、拿着显微镜找瑕疵。
一位网友的比喻很形象：
“留了中午就餐人员台账、菜单及食材台账、剩余食材处理台账，XC结论：未见午餐食用猪肉人员台账，食用猪肉人员数量，食用量不明，需整改”。
在这种氛围下，为了免责，工作全面脱实向虚，以前工作是为了“办成事”，现在都是为了“证明做了事”。
躺平文化：多做多错，不如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有些企业，采取“一刀切”的问责方式，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有些企业，问责泛化，出了错就全盘否定其他所有工作，将问责视为推动工作的万能钥匙；
有些企业，制度、标准模糊不清，一些正常的工作失误或风险、一些人为不可控的因素也纳入追责范围；
有些企业，套用现在的规定，去问责过去的事情，动不动“倒查**年”。
这种风气之下，基层单位动辄得咎，“避责”和“不出事”的思维也越来越占据主导：
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职责模糊地带、交叉地带越来越无人敢管、无人愿管，
因为一旦谁管了第一次，以后就要管无数次，做得好无“功”，做不好有“过”；
上下级之间信任感缺失：能电话的绝不面对面，能发信息的绝不打电话，能书面签字的绝不口头确认，
再小的事都要走个流程，恨不得随身带个录音笔，以免将来追责“死无对证”；
员工“躺平”之风盛行：基层越来越不敢做事、不敢创新、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事情做得越多、出问题的概率越大，也越容易被问责。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担当的人，这几年都黑锅累累，
所以干脆不做事就不出事，无过便是功，躺平拉倒。
...
当然“问责”本不是坏事，正常的问责，不仅合理，而且十分必要。
然而正如流程是为了约束权力、确保结果正义；留痕是为了记录、改进工作成果，
问责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问责而问责。
“问责文化”若过度泛滥，只会本末倒置，
凉了干事人的心，影响组织的效率、活力和创造力，最终损害的是企业的生命力。
近期国资委发文：“支持国有企业大胆试错”，
希望国央企，也可以提高对员工工作的容错率，问当问的责，容能容的错，
在一个宽松、包容的环境中，
企业才能开拓创新、蓬勃生长；
人才才能自由舒展、向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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